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指出,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由省 （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 （市）监察委员会, 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20]哈贝马斯最近总结了这些规范，它们是： （i）[能对讨论]作出相应贡献的任何人均不能被排除在外。尽管有哈贝马斯的劝导性的建议，[37]但要点是，一国人民中出现的这种汇聚不需要先于该国民主商谈制度的建立，而是被期待从这些制度中产生。

（例如，T条款规定，必须保证每人最低限度的体面的生活标准，而国会刚刚以工作福利代替社会福利，将最低工资减半，提高了租金水平，通过了年度30亿克朗的住房津贴和就业培训费预算。在继续探讨他们为什么如此说，以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用意何在前，最好注意在论证民主的宪法的战役中，我们是如何建立一个精小的桥头堡的，即关于产生实在法的一些列特殊安排，根本不需要依赖于每个人实际上被特殊的实质伦理利益、动机或观点（例如，道德回应可能很容易被想到）所鼓动这个事实。V．迈向宪法爱国主义 A．解释的威胁 现在看来，宪法爱国主义看起来的确指定了某种动机倾向（motivational disposition）。这样，哈贝马斯就从语言学转向表面上的毁坏中恢复了客观性经验的可能性，由此也恢复了道德理由和道德经验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在洪堡那里发现这样一种观念，即促使意见分歧者置身于达成相互理解的工作的东西，正是对讨论中那个不以立场为转移的、同一的对象这个真实之物的确信，而这个真实之物是真正值得去认识的。

令人讨厌是，现在困难再次在这个问题点上出现，即相对抽象地构想的原则不得不适用于决定重大的、充满道德重负的政治选择的法律正当性这个问题上。[1]【美】弗兰克 I.·米歇尔曼：《布伦南与民主》（Brennan and Democrac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4-16页，31-33页，1999年。[31]参见[美]史蒂文•J•卡恩：《行政法原理与案例》，张梦中、曾二秀、蔡立辉等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第三部分将以撕裂了推定可审查原则的赫克勒诉钱尼案（Heckler v. Chaney）[5]为核心，分析该案的司法逻辑及其所带来的效应。该法允许利害关系人请求颁布、修正或撤销法规，[41]并且当请求被拒绝时，应对拒绝理由作出简要的说明。此后联邦最高法院又在两个案件中确立推定可审查原则。[12]法院态度的转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法院的程序保护意识增强。

【中文关键词】 行政裁量。在历史回顾之后，第四部分将剖析裁量可审查性原则变迁背后的理念。

虽然大多法院认为拒绝制规的行为在结果意义上具有可审查性，但是法院的论证思路深受钱尼案影响，如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所作的社区营养机构诉杨案（Community Nutrition Institute v. Young）[39]判决，就认为该案适用的立法中使用了应该这样的强制性语言（mandatory language），这表达了国会的指令，因而该案具有可审查性。（1）雅培实验室诉加德纳案（Abbott Laboratories v. Gardner）。[43]钱尼案之前，法院在考虑案件可否审查时，会权衡具体案件中所涉的多种利益，进而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作出决定。仅此，行政裁量不具有可审查性。

王振宇：《行政裁量及其司法审查》，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9期。被告主张，交通部长对于是否拨款享有自由裁量权，属于APA第701条规定的例外情形，不受司法审查。APA第702条和第70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应受司法审查的普遍原则。[20]所以，第701条规定不予审查的行政裁量，仅限于法定空间之内的行为。

而最高法院指出：在《劳资申报与披露法》缺少明确禁止的情况下，劳动部长承担着沉重的举证责任以推翻强推定（strong presumption）—证明国会并不试图对其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农业部长在大波士顿地区命令牛奶生产者按固定的最低价格收费，再按规定公式向合作社提供部分款项。

故而，钱尼案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任何定论都尚属太早。两个问题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其制度功能也不同：可审查性问题划定司法权的边界，维持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三者之间的平衡。

如马保护协会诉朗格案（American Horse Protection Assn,Inc. v. Lyng），[40]农业部长拒绝启动立法程序。[18]立法虽授予行政机关以裁量权，但只要未明确排除司法审查，法院就有审查权。公诉裁量权（prosecutorial discretion）传统上不可审查，与其近似的民事起诉裁量权为什么要受审查？联邦法院未解决此疑问，迳自提出强推定观点，近乎粗暴地扩张权力，[30]经过此案，推定可审查原则迎来了短暂的全盛时期。（2）保护奥弗顿公园市民协会诉沃尔普案（Citizens to Preserve Overton Park, Inc. v.Volpe）。[2]关于可审查性的专题论文不多，往往只在论述审查强度时附带提及。[9]换言之，法院并非裁量滥用问题的合适审查者。

Cass R. Sunstein, Reviewing Agency Inaction After Heckler v. Chaney , 52 U. Chi. L. Rev. 653 （1985）, pp.660-61。法院第一次提出：APA体现了司法审查的基本推定（the basic presumption of judicial review）。

根据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所撰写的多数意见，可归纳出行政行为排除司法审查的判断路径：每一行政行为都推定为具有可审查性，但有两类行政行为例外。最高法院判决：国会对司法审查的沉默不应被诠释为拒绝受侵害人寻求救济。

这遭到保护奥弗顿公园组织的反对。四、代小结：隐含在变迁后的互动理念 自新政之始，行政裁量大量涌现。

[48]第三，若将实用主义考虑归入司法审查强度之中，司法的尊让程度可依行政资源、权利的重要性等因素在个案中调整。如果滥用裁量，就应予审查。[50]See Shapiro, Martin,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The Next Stage, 92 Yale L.J. 1487 （July 1983）,pp.1495-1500. 【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行政裁量 可审查性原则 。钱尼案中的行政决定不可审查，并不是因其天然地属于裁量决定而排除于司法审查，其被排除于司法审查是因为普通法。

二、推定可审查原则的确立 （一）推定不可审查原则的出现 美国建国之初，最高法院推定行政裁量不受司法审查。同时，根据有学者提出，无法可依标准自身难以操作。

（二）钱尼案—推定可审查原则的撕裂 若奥弗顿公园案是推定可审查原则确立的里程碑，那么钱尼案恐怕就是此原则式微的标志。【注释】 [1]参见王锡锌：《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四个模型—兼论中国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模式的选择》，载《北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2期。

[37]然而，钱尼案的影响远不止于这样一种二分格局。[50]从中可窥见，美国裁量可审查性原则的变迁深受美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45]而钱尼案审理法院驳斥了实用主义考虑方法，因为行政机关不行使其所享有的权力所造成的危险并不能表明法院就是最适合的监督主体。钱尼案的多数意见将本已被摒弃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又带回司法视野中，其回归之势并不局限于该案所涉的拒绝采取执行行为范畴。在行政审判过程中，可审查性问题涉及审查标准的有无，而审查强度问题涉及多个审查标准的选择。怎样理解这几个条文之间的关系？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认为，只要行政裁量的空间是由立法授予，即不可审查，反之就需要审查。

[13]然而，该案虽然将行政裁量推定不可审查的原则撕开了一道口子，但这道口子很窄，仅限于有明显的法律错误（clear mistake of law）。470 U.S. 821（1985） at 842-43。

然而关于行政裁量，司法无法一如既往地、果断而洒脱地作出合法性评价，这开启了司法与行政之间漫长的拉锯战。然而，该方法论并没有被后来的法院广泛借鉴。

随着1946年APA的颁布，贯穿了一个世纪的推定不可审查原则走向终结，代之以推定可审查原则。但第701（a）（2）规定：法律排除司法审查的行为（statues preclude judicial review）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行为（agencyaction is committed to agency discretion by law）免受司法审查。